当前位置:首页 > 名人 > 历史 > 正文

葛兆光:对于现实保持批评立场,是每一个人文

河北国际商务信息中心 2020-08-01 11:14

  葛兆光:对于现实保持批评立场,

  是每一个人文学者都应秉持的

 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/李静

  发于2020.8.03总第958期《中国新闻周刊》  

  “许先生的大历史著作,我一向喜欢看。”2015年许倬云出版《说中国》时,葛兆光曾在书中做解说。

  今年7月,许倬云出版了《许倬云说美国》。尽管这次说的是美国大历史,但在葛兆光看来,这仍然来自许倬云对当下世界与中国的某些焦虑。“他的思考背景在美国,关注重心还是中国。”

  现任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与历史系特聘教授的葛兆光出生于1950年,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考入北京大学的第一批大学生。从《中国思想史》《中国禅思想史——从6世纪到10世纪》到《宅兹中国:重建有关“中国”的历史论述》《何为中国:疆域、民族、文化与历史》,见证了葛兆光40年来逐渐成为国际学者的历程。2009年,葛兆光被评为第一届美国普林斯顿大学“普林斯顿全球学人”。

  和许倬云一样,葛兆光也体察过历史动荡造成的灾难,他说:“这不是纸上灾难而是感同身受的灾难”。带着这样的经历研究历史,更了解到历史文献的记载与真正发生史实之间的差距,也让他“深入底层眼光向下地了解历史,而不是仅仅在书斋玄想眼光朝天”。

  6月23日,刚刚在东京大学忙完了两场讲座的葛兆光,接受了《中国新闻周刊》的专访。

  “离散者”和“在地者”

  中国新闻周刊:你和许倬云先生第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?还记得当时的情形吗?你在香港浸会大学和香港城市大学担任客座教授期间,许倬云先生也刚好在香港中文大学任讲座教授,那个时期你们是否常常见面?

  葛兆光:其实,我和许倬云先生并不算特别熟,虽然我很早就知道许先生大名,大概是1980年代中期吧。那时候,从朋友的介绍中知道,他的《中国古代社会史论》和《西周史》,都是很杰出的学术著作。后来,读到了这两本书的中文版,这两部书在我们这一代学者中很有影响。

  但是,和许先生第一次见面却很晚,大概是1990年代的台北。记得那一次,我是在史语所六楼报告厅演讲,那场演讲由邢义田先生主持。演讲到一半,偶尔抬头看,才注意到报告厅最后一排靠门处,许先生坐在轮椅上听。到演讲结束后,王汎森兄拉着我去见许先生,这才有机会和他打了招呼,这应该是初次见面吧。不过,正如你所说,2000年之后,因为我有五六次在香港浸会和城市大学客座,恰好一度许先生也在香港,就有机会见面了。那时候,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的郑培凯教授经常组织各种活动,那些活动上总是高朋云集。记得在那个场合见过几次面,但可惜的是,那个场合人多嘴杂,我们谈得并不多也不深。

  特别的机缘是在2014年。那一年,我的新书《何为中国》日文版和中文版在东京和香港出版,恰好我又在哈佛燕京学社访问。4月里,王德威教授和欧立德教授在费正清中国中心特意组织了一个叫作Unpacking China的闭门会议,专门讨论“中国”这个话题,并且让我主讲。记得那时来参加的,有好几十个人,除了主持者王德威和欧立德以及哈佛的包弼德教授之外,宾州大学的梅维恒教授、UBC的杜迈可和丘慧芬教授等也来了。在这次会议开始之前,许倬云先生就把他未完成的新书《华夏论述》也就是大陆出版的《说中国》前面一大半初稿通过电子邮件传给我们,让我们大家提意见。会议开始的那天,他又通过skype给我们讲了二十分钟他的看法。也许,这就是后来他让王德威教授转达,希望我给他的《华夏论述》写序的缘起?不过,写序我可不敢,我觉得他是前辈,我岂能给前辈的书写序,那不成了老话说的“佛头着粪”吗?所以,我按照日本学界的规矩,以后辈身份给他这部书写了一个《解说》,附在台湾版的《华夏论述》和大陆版的《说中国》的后面。

  也许是因为这个机缘吧,此后,许先生和我有了不少电子邮件往来。到了2019年,我和梁文道在“看理想”开始策划音频节目“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”,许先生特意为我们的节目讲了题为《带着宏阔的眼光,回访过去思考未来》的开篇,里面讲到“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”“从族群的移动看世界性现象”和“愿有志者共同开启一份事业”等,对我们策划的这个节目寄予很大期待,甚至还表示愿意推动很多学者一道参与,这真是对我们莫大的鼓励。